【导读】佤邦，作为缅甸联邦的一个自治区，常常被戏说为“山寨”版的中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石汉在佤族地区（中缅边境J9九游会登录入口首页）实地考察了两年时间，深入探讨了缅甸佤邦这一特殊地区的“山寨中国”现象。文章将佤邦的“山寨”特性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重“山寨”：佤邦先民居住在山上的寨子中，形成独特的自治模式。即使在英国殖民时期，佤邦也保持着事实上的自治，未被有效管控。

　　第二重“山寨”：佤邦借鉴中国的军事思想，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群众路线”和“人民军队”的理念，帮助佤邦武装在与缅甸政府军的对抗中壮大自身。最终，佤邦武装于1989年起义，建立了“佤邦联合军”和“佤邦联合党”，形成了独立的军事政权。

　　第三重“山寨”：受中国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便替代罂粟种植的经济作物收益较低，佤邦在90年代后期开始禁毒，并积极寻求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

　　第四重“山寨”：佤邦在寻求现代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面临着“真实性”的困境。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积极构建和宣传自身的民族文化，但这种努力也与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存在矛盾。这与“山寨”的困境相类似，即务实的“山寨”做法虽然能有效应对现实挑战，但也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本文认为，“山寨中国”并非对佤邦的简单贬低，而是其在复杂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环境下，积极寻求自身发展和变革的一种策略和无奈的选择。通过对中国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佤邦创造出独特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展现了独特的现代性探索。其发展经验既是个案研究，也为理解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2019年第11期，原标题为《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佤邦是缅甸东北部的一个地区，面积与中国昆明市相当，由地方武装“佤邦联合军”统治。其官方地位是缅甸联邦中的一部，实际上该地区由一个独立的地方武装控制。对于佤邦境内发生的事情，缅政府与政府军几乎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在诸多方面，佤邦跟与其接壤的中国更为接近。

　　中国的观察家有时将佤邦戏称为 “山寨中国”。“山寨”是汉语里的新词，指对品牌商品的廉价仿冒。在中国沿海的省份，能见到诸如山寨“耐克”运动鞋或者山寨“古奇”手提包这样的商品。通常它们与真货略存不同，而且很容易分辨，例如仿冒 “iPhone”的手机 “iStone”。其实，这样的仿制不只有复制，也有创造。德国韩裔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炳哲就将 “山寨”这个词解释为一种超出西方二元对立之外的概念：并非以真与假的标签区分产品。相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再创造”的实践。偏激的二元对立观点常变成非黑即白的偏见，其中暗含的是对复制品的贬低，认定“山寨”除了抄袭别无他用。即使重新正面地解读这种仿制，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和关系中，解读也常常会化作情绪化的模糊表达。对仿冒商品而言如是，对佤邦而言亦如是。

　　佤邦的很多东西确实就像是对它巨大邻国的残破映照：虽然佤邦的主要居民是讲自己语言的佤族（佤语属南亚语系），汉语普通话仍是这个区域的通用语和官方语言。行政单位和官僚都有中文名称或头衔，直接从中国的相应机构中借用。比如“书记”“办公室”“部长”和“委员会”等。佤邦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道路等，基本是中国公司所建，通常还会从中国派来工头；手机网络是中国的国有电信公司建设运营的；佤邦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中国公司还在这里经营矿业、橡胶业、烟草种植、超市和旅馆等。

　　在缅甸所有少数民族反对派武装中，佤邦武装是最强大的一支。而这要归功于其地缘政治地位（位于中国和缅甸中间的缓冲地带）、金三角的生产以及多支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除了国际援助，种植是几十年间佤邦军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近十年来，种植几乎被取缔，其中除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源于中国对佤邦军队的长期施压。禁止毒品生产和流通是佤邦争取承认与合法性最主要的手段，也是其争取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手段。为替代罂粟，佤邦在二十年来极力推广茶、烟草和橡胶一类的经济作物，并积极吸引投资，尤其是中国的投资。中缅边境上的这片山区正在向人们展示一种更加多样、另类的现代性。

　　“向中国学习”也总是意味着“与中国相处”。同受中国影响的其他周边地区一样，佤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发展相平行，且交织其中。佤邦想要做微缩版的中国，或者说中国的 “山寨”仿品，但同时也希望能够在事实上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二十世纪后半叶，佤邦开始学习中国以为代表的军事思想；而近二十年来，则模仿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思想和观念都在佤邦找到了它们各自的土壤。佤邦对这两者的借鉴都不仅仅关乎理论上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更在于它同中国无法回避的地缘关系。如此而言，佤邦的情况就既是一个个案，也是一种相互的对照：考察佤邦时，既要建立在本土历史的脉络上，也要将其放到更大视野的框架下进行比较。

　　对于佤邦而言，“山寨”这个词的本义正好描述了其在借鉴外部之前的一种更原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建立在山上的寨子。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南方的很多群落都躲避在类似的山寨中。在中央政权不能及或者力量微弱的地方，寨子有防御的功能，能够保护居民免受邻近部族或者军阀势力的侵扰，同时也为叛乱武装或者起义军队提供庇护，并作为向周遭乡村或平原地区进攻的据点。

　　阿佤山腹地的居民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生活在农村，这些村落有栅栏和沟渠环绕（FiskesjÖ, 2001）。几个部族生活在同一个寨子里，有时几个村子会环绕成一个大寨。在与邻近寨子频繁的武装冲突中，这些寨子既能提供保护，也是撤退的后方。直到四五十年代，中国与的军队先后来到这片区域时，这些寨子才慢慢失去其战争功能。直到那时，佤族一直都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美国的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 2009）将南亚山区的这些社会称为“逃避集团”——他们向山区高地撤退以躲避山谷里的国家势力。从阿萨姆邦的高地一直到老挝和越南，山区和谷地的关系一直是研究东南亚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中心线年代阿佤山区佤族村寨（来源：

　　“每个男人，基本也包括每个女人，都被当作是自立且自治的。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面貌

　　（FiskesjÖ, 2010: 244）过去，在佤族的日常生活中，不存在吩咐-听从的关系。只有当与其他氏族、村落发生斗争时，才会出现临时的头人。停战时，头人又变回跟其他农民战士一样，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氏族和村落间的斗争是为了复仇，其终极目的是维护个人和地区的自治。因此，山寨是复仇政治的单元，这样的组织最终确保了相对的政治平衡，而且是没有国家的政治平衡。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缅甸的佤族山区也一直保持着自治。殖民官员确实有过几次对佤族山区的考察（最早在1891年），但结论是没有必要与佤族为敌。他们认为佤族人既没有威胁（因为其只在自己的地区猎头），也没有被纳入殖民管控的价值（因为他们除了和牛角从没出口过什么，除了盐也不进口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佤族也免于卷入战火。

　　由于新独立的缅甸和掸邦都缺乏资源，这种管治开始只存在于纸上。不过，边区委员会已经开始谋划，利用现代军队对佤族山区进行渗透，并终结佤族的J9九游会登录入口首页自治。直到那时，佤族村落和氏族依然过着相互间、相对于邻近民族（掸、拉祜、汉、缅）而言都独立自治的日子。佤族居住与斗争的基础是山寨，所以山寨是佤族自治的必要条件。

　　早在缅甸独立谈判期间，缅甸各地包括掸邦的山区，就开始出现游击队。为了与之对抗，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缅政府采取系统的方式训练农村军事组织。1950和 1951年，中国人民来到佤族山区，建立军营，着手安抚阿佤山在中国境内的部分。中缅于1960年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个边界一直保持至今。在1960年前，今日佤邦的大部分区域都有中国的军队驻扎，佤族的首领也常与中国军人有接触。

　　自1960年勘定边界后，缅甸的佤族士兵开始积极地向中国的军人志愿者学习游击战术。借助这类援助，佤族武装得以同敌对的氏族和中国的残部战斗。六十年代后期，游击队在缅甸佤族群众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佤山边缘的少数聚落也接受缅甸军队的支持，后者最终渗透进了佤族山区。1968至1969年，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领导缅军，将缅甸的游击队赶进了这些山区。

　　缅甸很快与当地集团结为联盟，特别是佤族游击队。之后的两年，佤族游击队成为缅甸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缅甸军队及中国残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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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8月，在庭院与来访的缅甸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漫步交谈（来源：

　　可以说，这种革命精英和下层士兵的对立和统一正是革命思想的核心部分。例如“群众路线”讲的就是，党的每个干部都要站到群众的“路线”上，而且只有通过与群众不断地互动，革命才能继续。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之外，思想在军队组织和实战中也经历了检验。譬如“人民军队”的思想：军队和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就帮助佤族游击队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游击队这种似乎并非专业但更实用的军事组织形式，不仅适合中国农村，也适合东南亚高地的少数民族。

　　1989年是缅甸佤族山区跨时代的一年。欧洲铁幕被打破的几个月前，佤族军官发动了起义，不久建立了一支新的独立武装和政府。这次政变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那时中国政府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改善，同时缅甸中的缅族精英与下层佤族士兵之间的矛盾加剧。对于党内的缅族领导以及他们对群众的傲慢态度，佤族士兵的怨恨一直在加深。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罂粟种植问题上。中国的援助中断后，毒品贸易和从毒品生产中课取的税收就成为缅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缅族领导人也尝试过以强硬手段规范毒品贸易，但这些手段更加剧了他们与下层非缅族士兵的矛盾。

　　鲍有祥被选为这支军队的司令，兼任 “佤邦联合党”。起初，佤邦的领导担心中国政府对政变可能做出负面反应，但靠着佤邦官员（他们多数能讲流利的汉语）过去与中国的联系，佤邦同中国的关系很快正常化。佤邦政府主席、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

　　佤军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罂粟种植。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认为毒品生产是对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佤邦仍然依赖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而禁毒则成为佤邦在争取承认与合法性过程中用于挽回声誉的工具，其中主要是为了争取中国的认可。佤军司令鲍有祥公开表示，以其人头担保（这也是在影射佤族过去猎头的习俗），2005年前佤邦将彻底停止种植。佤军打击种植的行动相当成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罂粟种子，田里的罂粟被一律割除。

　　这样农民就会失去对土地的控制权：要么把土地交给制定这些计划的军队，要么出让地权给投资者。

　　近年来，中国商人也在佤邦不多的几个小城里开设越来越多的商业设施，本地销售“中国制造”的商品，跟中国云南商店里卖的一样。佤邦迄今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2015年中国的某投资集团。该集团于当年夏天与佤邦政府签订了涵盖多个方面的协议，其核心是在中缅边境的岩城建立一个“特别经济区”。七月，此地开始建设一个包含居民区、医院和广场在内的小城。由于这里没有足够的平地，很多山丘都要被夷平。几个月间，各种建筑公司带来了无数的机械和工人。九月时，佤邦和中国的边境上经常堵车，几百辆卡车和拖拉机要等候数日才能进入佤邦。这些建筑工地也雇用了成百上千的本地工人，他们一般由佤邦官员直接在自己的村子招募。很多佤族工人不习惯中国公司严格的规定和作息，也不理解中国工长对他们的指令。因此，冲突时有发生，而佤邦军队不得不在其中调解。但之后该集团的总裁及一系列董事因经济问题被捕，佤邦的建筑项目也随即停工，机械、工头和经理们很快都消失了，只有烂尾楼纪念着一次巨大投资的短暂驻留。

　　诚然，一个巨大的邻邦本身就有重要的影响。也许，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在佤邦也会产生类似在中国的效果。也就是说，相对的社会不平等将急剧上升；不过相比过去，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政府和军队中的上层就像是中国商人的保护人，为他们提供方便。社会主流把经济发展当作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最根本的要求。但不同于中国的是，

　　佤邦的居民一直是务实的，在充斥着战争和暴力的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白了该如何通过借鉴他人而做出改变。无论是对于他们在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角色、他们对本地罂粟种植的政策，还是对于他们与中国商人的生意，都是如此。虽然佤邦社会中形成了阶层差距以及巨大的不平等，但学会务实的远不只是精英阶层。对于普通人而言，面对新的民族身份，本地社会中的任何内部对立都变得缓和且可以接受。

　　佤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抄袭，然而，“山寨”一词的寓意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进行重新诠释，而不仅仅包括负面的含义。一方面，正如同“山寨”语境中的道德贬低一样，将佤邦称为“山寨中国”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贬低；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佤邦对中国的各种“山寨”，是在积极地应付自身艰难的现实处境，以寻求改变。更重要的是，佤邦对中国的“山寨”也在自主地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在应对外部压力与时代挑战的同时，佤邦的实践出了专属于自己的制度与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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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佤邦的军人独裁领导尽可能地利用其位于中缅间缓冲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但佤邦的体制不能被简单化为战争、毒品和中国影响的结果。佤族知识分子，无论在佤邦、中国、缅甸还是泰国，都广泛传播佤族“真实的”文化和形象，为佤邦的相对主权做辩护。那么，既然佤邦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毫无希望，为何还要继续挖掘与宣传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正反映出了“山寨”的困境：在客观情况的限制之下，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突破。因而，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2019年第11期，原标题为《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